本文刊于《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由作者授权本号推送。作者薛冰清巴萨颓势难挽变成巴萨困境深重难以逆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摘要

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者关注和声援英国激进政治家约翰·威尔克斯及其领导的议会改革运动。出于抵制母国政策和捍卫自身权利的目的，革命者对威尔克斯事件中的政治话语和行为加以仿效，并结合殖民地因素对相关政治信息进行了转化和利用，塑造了威尔克斯“美利坚自由之友”的形象。威尔克斯事件刺激并推动了殖民地反英斗争的发展。基于对自由和权利话语的理解，英美激进主义者互通声气，一度结成了精神上的“跨大西洋共同体”。1770年后威尔克斯在殖民地的影响力逐渐衰落，但该事件为北美独立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上的多重资源。

1768年前后，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制造商接到了一批来自“英吉利国”的订单。按照惯例，由买方提供设计图纸，工匠们只需按图塑型、彩绘和焙烧。中国工匠并不清楚瓷碗上那个面相不佳的“番人”是谁，更不会去细究“LIBERTY”这一“纹饰”代表何意。其后不久，这批货物出现在了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被大西洋两岸的人民视若圣物般地购买、珍藏，并在各种政治集会上使用。[1]工匠们当然无法知晓，在万里之遥的地球另一端，他们亲手绘制的那个形象——英国激进政治家约翰·威尔克斯，正在掀起一场席卷英国本土、北美殖民地、爱尔兰乃至欧洲大陆的政治风暴。其时威尔克斯反对英国议会和乔治三世、捍卫“自由”的斗士形象已在英帝国内深入人心，“威尔克斯与自由巴萨颓势难挽变成巴萨困境深重难以逆转！”的口号声响彻英属大西洋世界。

图1：“约翰•威尔克斯像潘趣酒碗”，1760年代中国景德镇产，大英博物馆藏。

威尔克斯版的瓷碗不过是其巨大影响力的一个小小例证。身处帝国政治中心的威尔克斯及其引发的激进的议会改革运动，犹如一颗重重落入水中的投石，波及大西洋彼端的北美殖民地，产生不小的政治波动。在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殖民地反英运动中，“威尔克斯因素”处处可见。倘若将威尔克斯事件放在美国革命前夜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进而考察母国政治因素对殖民地的影响和帝国边缘对中心政治事件的利用，或许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一时期英美政治文化的认识，同时对美国革命的起源和性质做出些许新的解读。

关于威尔克斯事件在北美殖民地的影响，美英学者已有所关注。美国史学者波林·梅尔集中考察了1768-1770年间波士顿“自由之子”与威尔克斯的交往，认为殖民地革命者因威尔克斯事件而对母国产生了幻灭感，这是导致他们走向独立的重要心理原因。[2]杰克·格林对1769-1775年间南卡罗来纳殖民地议会围绕“威尔克斯政治献金”而引发的政争加以研究，指出该争议不仅反映了英帝国统治的困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地政治精英的革命意识。[3]英国史学者约翰·布鲁尔、科林·邦威克和哈里·迪金森等人的著作也对威尔克斯事件在北美的反响有所涉及。[4]这些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威尔克斯事件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关联。本文在梳理、总结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有关史料，着眼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从英美激进政治文化互动的视角重新考察这一事件，进而反思美国革命的起源与性质。国内有关论著和教科书往往将北美反英运动视为殖民地人对英国“殖民压迫”的反抗，将独立战争定义为殖民地反对宗主国的“民族解放战争”。[5]相似的观点同样可见于美国革命一代和19世纪“辉格主义”史家的论述中，即将美国革命描述成一个抗击暴政、维护自由，万众一心争取和捍卫独立的事件。[6]新近的研究则主张，北美独立运动实则为一场英帝国内部的政治分离运动。[7]从北美革命者对威尔克斯事件的呼应、仿效和利用来看，殖民地人对母国政策的激烈抵制，确非一场最初即以独立为最终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英帝国内政治改革运动向殖民地政治分离运动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威尔克斯事件为代表的英国激进主义改革运动不仅推动了殖民地反英斗争的发展，也为北美独立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上的多重资源。

01

威尔克斯事件的传播与殖民地反《印花税法》斗争

1763年4月，英王乔治三世在议会发表演说，高度称赞布特政府与法国签署的旨在结束七年战争的和约。英国议会激进派议员威尔克斯随后在第45期《苏格兰人报》上撰写评论，他抨击大臣们是“专制和腐败的工具”，还指责国王是少数大臣的代表和发声器，整篇演讲不过是违心的“谎言”。[8]威尔克斯对王权和“国王之友”政府的攻击不仅在政坛激起轩然大波，更令乔治三世勃然大怒。他授意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用“通用逮捕令”（general warrant）[9]将威尔克斯逮捕，并以煽动叛乱罪起诉。在持续数月的司法争端中，同情辉格党人的主审法官虽宣告威尔克斯无罪，但在国王的施压下，他仍被逐出议会。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在伦敦爆发了街头抗议，声讨专制王权和寡头政治。他们喊出“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口号，“45”开始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文化意涵的符号。威尔克斯于次年流亡法国，直到1768年才返回英国，引发了持续数年的激进运动。[10]要而言之，1763-1765年间的“通用逮捕令风波”可以视为“威尔克斯事件”的第一阶段，而1768-1774年间的民众抗议和请愿运动则为该事件的第二阶段。

威尔克斯事件的发生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背景。1760年乔治三世即位后，一改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治传统，着意强化君主权力。他通过“国王之友”政府打击辉格党人，并用分封贵族、任命官员的方式控制议会。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令辉格党反对派十分不满，他们借威尔克斯事件攻击内阁和国王。与此同时，威尔克斯的遭遇也让不少民众意识到，现存的议会制度被王权和少数贵族所控制，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借机发动了一场中下层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改革运动，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平等的代表制”。在激进主义势力、辉格党反对派和中下层民众的共同参与下，“威尔克斯事件”逐渐从一个议员抨击王权的个案发展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被后世学者视为英国现代激进主义的开端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先声。[11]

威尔克斯事件发生时，正值七年战争后英国加强对北美的管控，殖民地与母国的矛盾冲突开始显现之际。大西洋两岸的激进主义者因该事件而逐渐产生了联系。尽管与母国相隔万里，但从1763年起，殖民地人便开始了解威尔克斯及其活动。通信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以在伦敦政界人脉甚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1763年8月，有英国议员写信向其告知法庭对威尔克斯的审判情况。[12]三个月后，富兰克林分别从另两位议员处获悉，英国议会正在准备对威尔克斯问题进行讨论，而“毫无疑问内阁将在议会中针对威尔克斯事件来说服议员们（对他进行惩罚）”。[13]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便有人将“威尔克斯与第45期《苏格兰人报》”问题在英国议会的表决情况告诉了他。[14]通过如此频繁的信件往来，即使富兰克林身在北美，对伦敦相关事态的发展也能够了如指掌。

对于更多没有这种“私人信息渠道”的殖民地人来说，北美的报纸提供了大量有关威尔克斯的消息。在1763年6、7月间，许多殖民地报纸都刊载了威尔克斯发表批评英王的言论和遭到监禁的新闻。以《宾夕法尼亚报》为例，在1763年下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威尔克斯的报道。[15]

如果说新闻报道的倾向性还不是非常明显的话，更为直接，更具影响力的宣传品则是各种小册子，特别是威尔克斯本人的著作和演讲。1763年，波士顿和费城出版了一种翻印自伦敦的小册子，全称为：“一份对艾尔斯伯里的英国议会议员、原白金汉郡民兵上校约翰·威尔克斯先生的可靠记录。从这位绅士被陛下的使臣拘捕到他在民事诉讼法庭上获释，包括了与这一令人瞩目之事件相关的全部文件。附有每个英国人的珍宝——《人身保护法》的摘要，以及导致威尔克斯先生被送往伦敦塔的文件——第45期《苏格兰人报》。献给所有自由的热爱者们。”[16]小册子包括对该事件的总结回顾、第45期《苏格兰人报》全文、《大宪章》摘要、威尔克斯在狱中的书信和在法庭上的演讲、支持者的来信、相关文章和诗歌，等等。借助这些出版物，殖民地人得以直接获知威尔克斯的观点主张。此外，殖民地的德文报刊也翻译了相关文章。[17]

对于上述信件、报纸、小册子等文献，尚难以确估它们的数量、流通量与受众群。不过至少可以说明，从1763年起，殖民地人便有多种信息渠道知悉威尔克斯的言行。更重要的是，政治信息的扩散不仅仅是一种事实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威尔克斯作为一个“英国自由和宪法的保护者”、“坚定的爱国者”，特别是殖民地利益捍卫者的形象逐步得到确立和接受。在上文提及的那本小册子开篇，威尔克斯被描绘得极为崇高：“……富有极大荣耀和才能的绅士，自由之友，他的国家之友，英国人珍贵的权利和特权的坚定维护者。”[18]当然，威尔克斯是英国政坛上的一个另类，激进的主张使得他在赢得大量狂热拥趸的同时也树敌无数，其形象是非常两极化的，殖民地同样不乏批评威尔克斯的声音。[19]1763年，英国漫画家威廉·贺加斯创作了一幅在帝国内流传甚广的讽刺版画，画中的威尔克斯手持带有“自由帽”的“自由杆”，身旁摆放着《苏格兰人报》。[20]可见，不管是拥护者的赞美还是反对者的讽刺，威尔克斯的形象都与“自由”紧紧捆绑在一起，成为这个抽象概念的具体化身。

图2：“约翰·威尔克斯像”，英国漫画家威廉·贺加斯于1763年创作的讽刺版画。画中威尔克斯手持“自由杆”，顶端是“自由帽”，桌上是第17号和第45号《北方不列颠人报》。景德镇所产潘趣酒碗上的图案即此画，省略了文件上“North Briton, Number 45”等字样，但保留了“LIBERTY”字样。

威尔克斯对宫廷党派政治的挑战在英国本土赢得了不少新兴利益团体，特别是伦敦中下层市民的拥护；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他对英国议会和大臣的抨击同样获得了称许。当权的布特伯爵和乔治·格伦维尔政府都对殖民地采取强硬立场，而威尔克斯既是他们最坚决的反对者，也是深受打击报复的受害者。相似的遭遇使得一些北美人士对他心生好感与同情，“相信”他是美利坚人的朋友和殖民地事业的支持者。据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回忆，在1763年的波士顿，“威尔克斯与自由！”之声处处可闻，与伦敦几无二致。[21]

威尔克斯这一殖民地支持者的形象很快在1765年开始的反《印花税法》斗争中得到强化。在抗议活动中，波士顿的“自由之子”等政治团体不仅联合了各殖民地的激进主义者，也向母国的“爱国者”们求援，威尔克斯便是其中之一。[22]康涅狄格的年轻人表演了一出化装戏剧，将威尔克斯等殖民地利益捍卫者的名字嵌入宗教祈祷用语，以求获得关注和援助：“啊，神圣、圣洁和荣耀的三位一体！”变成了“啊，查塔姆（威廉·皮特）、威尔克斯和富兰克林，请怜悯我们吧！”[23]

此时的威尔克斯正避难于法国，从1765年11月给其兄弟的信中可以发现，他对部分殖民地人的抗争行为并不以为然：“在一些殖民地，几乎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叛乱的情绪。如果我必须离开故土伦敦而成为一名流亡者的话，我是决不会去那个新世界的。”[24]结合这一时期威尔克斯的其他言论，他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殖民地人的立场，有时反而赞成政府对北美采取限制性政策。[25]

有意思的是，不知北美革命者们是不了解威尔克斯的相关言论，抑或是选择性地加以忽视，在他们眼中，鉴于威尔克斯与当权者的对立态度，特别是对英国政府税收政策的抨击，他“理所应当”地和殖民地人站在一起。因而，当1766年5月《印花税法》被废除的消息传到北美时，威尔克斯等人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人们在波士顿的“自由树”上悬挂45盏灯作为庆贺。[26]殖民地工匠、“自由之子”成员保罗·里维尔设计了一种“自由方尖碑”，“献给每一个自由的热爱者”。方尖碑的底部绘有四幅象征画：“自由树”旁，女性形象的“美利坚”担心着自由的丧失，转向英国的“爱国者”们求援，共同反对布特伯爵。历经磨难之后，“美利坚”终于从“爱国者国王”的手中重获自由。方尖碑的上部绘有16个“美利坚自由之友”的肖像，威尔克斯与乔治三世、皮特、查尔斯·汤森等人赫然在列。5月22日，波士顿“自由之子”组织了一场庆祝游行，抬着这个纸质的“自由方尖碑”在大街小巷穿梭。[27]

图3：保罗·里维尔的“自由方尖碑”设计图。第四个柱子左下角署名为“J-n W-s”的肖像为威尔克斯。

有学者分析，广受殖民地人抨击的布特和哈钦森并非《印花税法》的有力推动者；皮特和威尔克斯也谈不上全力支持殖民地人的诉求。那么，北美的革命者为什么要将威尔克斯这个实际上对他们颇有微词的人视为“盟友”呢巴萨颓势难挽变成巴萨困境深重难以逆转？其实，这些殖民地人的立场并非完全基于事实，而是深受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当时的英国政治斗争中，流行着一种将政治人物善恶两分并加以象征化的倾向。在激进的辉格派眼中，布特是一个十足的恶魔，与之相抗的威尔克斯则是“自由”的代表。[28]彼时殖民地人反抗母国的思想资源，乃是英国传统的“权利话语”，“自由”是这一话语的核心，殖民地人有着一种强烈的“自由情结”。[29]不难想象，当他们不满母国政策，揭橥“自由”大旗时，发现正有一个将抽象观念变得具象可感的化身和榜样，当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加之各种激进的英国政治信息的影响，殖民地人很自然地接受和认可了威尔克斯的这一形象。1766年，里维尔创作了一幅关于反《印花税法》斗争的漫画。其原型是一幅反对布特税收政策的英国政治漫画，内容为威尔克斯迎战受布特唆使的恶龙。里维尔将这幅本没有殖民地元素的作品略加改动，把威尔克斯替换为一个左手持《大宪章》，右手挥剑的波士顿人。在自由女神的襄助下，这个波士顿人带领着各殖民地人与恶龙搏斗。[30]进而言之，殖民地人此时仍然拥有作为英国臣民的身份认同，也依旧对英王保持敬意。他们寄望于威尔克斯这样的母国政治家，帮助他们反对“邪恶”且“腐败”的大臣，并向国王施加影响，从而捍卫自己作为英国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由和权利。上述事件表明，随着殖民地与母国关系的紧张，殖民地人不仅了解威尔克斯其人其事，也开始将母国的政治信息与北美事态相联系，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当然，此刻在殖民地人的心中，威尔克斯的形象再高大，也不过是16个同情美利坚的“爱国者”之一。情形很快在1768年有了戏剧性的发展。这一年，威尔克斯以戴罪潜逃之身回国参加议会选举。他在米德尔塞克斯郡赢得竞选，但很快被宣布当选无效。其后接连两次胜选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被褫夺公权，投入监牢。遭到囚禁的两年时间里，威尔克斯的政治影响力在大西洋两岸同时达到了巅峰：伦敦等地的中下层市民爆发了持续的抗议运动；其“美利坚自由之友”的形象在殖民地得到强化乃至神化，推动了北美反英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02

威尔克斯事件的激化与殖民地反英斗争的发展

从1768年3月开始，围绕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英国议会选举，伦敦中下层市民发动了激烈的街头抗争。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也顺势推动议会改革，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平等的人民代表制”，让人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31]当时身在伦敦的富兰克林目睹了这些街头狂欢和暴力行为。1768年4月，他给其子威廉·富兰克林写信，告知了在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这个亡命之徒和流亡之人，个人品性不佳，不值一文，……每条街道上的暴民们被各种或唱或吼的歌谣所鼓噪，他们逼迫所有四轮马车上的绅士和淑女都高喊‘威尔克斯与自由！’，并用粉笔在所有的马车上写下这个口号，在每一扇门上标记着‘第45期’，沿着马路远远延伸到乡村。”[32]一个月后他向一位友人报告了数名示威者被杀的“圣乔治广场屠杀”事件。[33]在另一封信中，他同样详述了“首都无法无天的骚乱和混乱”，“貌似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情形会如何发展”。[34]直到7月初威尔克斯入狱，“不久前这里流行的骚乱与无序现在才基本平息下来”。[35]或许令富兰克林没有预料到的是，类似伦敦的一幕会在他的家乡上演，而这样一个“品性不佳”的人在北美同样受到神一样的崇拜。

威尔克斯胜选的消息传到殖民地，已经是5月底。30日这天，波士顿人从报纸上获悉了这次选举的详细经过。《波士顿报》还着重描述了伦敦的场景：到处是写有“第45期”和“威尔克斯与自由！”的标语、旗帜，群众们高呼口号、打砸窗户、痛殴官吏，“爱国者”之间最流行的祝酒词是“愿自由与每个威尔克斯派永远相随，愿威尔克斯永远自由！”[36]两个星期之后，威尔克斯被捕受审的消息传来，不少殖民地都爆发了抗议活动。相关消息反馈到伦敦后，令富兰克林忧心忡忡：“从美洲的一些文章里，我遗憾地获知，那里的一些人为他（威尔克斯）的‘第45期’拍手称快，以此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太轻率了。……在这里，如果你轻易地就被英国暴民们的疯狂所感染的话，是会为那些清醒明智的人所耻与为伍的。”[37]威廉·富兰克林回信说：“和英国一样，殖民地也到处是关于‘第45期’的愚蠢行为。”他将富兰克林的信摘录后刊登在报纸上，希望“这样可能会产生一些好的影响”。[38]

“好的影响”似乎并未实现。在此后的几年中，威尔克斯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北美达到顶点，拥有为数众多的狂热支持者。也正是从 1768年开始，北美革命者们与这位早已鼎鼎大名的“美利坚自由之友”开始了直接的往来互动。居中起重要纽带作用的，是当时在伦敦活动的弗吉尼亚人阿瑟·李。李与威尔克斯结识并保持了良好的私谊，鼓励后者积极介入美洲事务。[39]1769年初，为了“捍卫和保持臣民们的法律和宪法自由”，威尔克斯的伦敦支持者成立了“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该协会一方面为威尔克斯个人争取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传播激进的政治主张。李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并与约翰·迪金森、理查德·亨利·李等保持联络，向殖民地人宣传介绍。有赖于他的引荐，约翰·亚当斯、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瑟夫·沃伦等人成为了该协会的荣誉会员。同样在他的襄助下，协会向各殖民地请求资金援助。南卡罗来纳殖民地议会下院拨专款1500英镑资助威尔克斯，以保护“大不列颠与美利坚人民的正义”与“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40]出于对殖民地人争取权利的同情，也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和赢得资助，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开始正视并回应北美革命者的诉求。“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宣称，要捍卫同样身为英国臣民的殖民地人的权利和自由。[41]

借助于阿瑟·李等人的关系，一些殖民地人得以目睹这位“英雄”的风采并亲聆其教诲。本杰明·拉什便是其中之一。在1769年1月的一封信中，他对威尔克斯作了如下描述：“数日前，我有幸与身处王座法庭监狱的威尔克斯先生共同进餐，席间有一些来自美洲和英格兰其他地方的绅士们作陪。他是世间最为热情的人之一……他是一位美利坚自由的热心人。”[42]威尔克斯支持殖民地人的立场显然深深打动了他。拉什还表示，如果威尔克斯等人再次被驱逐，殖民地可以接纳这些激进者：“所有威尔克斯先生的朋友都是美利坚的朋友，他们有人说，要在美洲平静的僻远之地寻找一处躲避专断权力的庇护所。”[43]不过，威尔克斯本人对殖民地人的“真实”态度是否如拉什所言，值得商榷。威尔克斯的政治盟友、后来与其决裂的约翰·图克就表示：“威尔克斯先生从来就很讨厌美洲人，一直是他们自由的公敌，还诋毁他们捍卫人性权利的光荣斗争。”[44]但不论其真正的想法和动机如何，很多殖民地人眼中的威尔克斯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美利坚自由的热心人”。不仅与之有过亲身接触的人作如是观，更多没有这个“荣幸”、只能依靠“想象”的革命者们同样如此。

于是，在1768年开始的波士顿“自由之子”与威尔克斯的通信中，随处可见这种情感的直接表达。当年6月6日，本杰明·肯特、托马斯·扬、本杰明·丘奇、约翰·亚当斯和沃伦等人集体以“波士顿自由之子委员会”的名义，首次给这位“卓越的爱国者”写信：

那些宽厚又坚定的原则曾令您如此著名， 也鼓励我们希望得到您的瞩目和帮助。为美利坚人辩护并不意味着背弃了您自己（的原则）。因此，尊敬的先生，请允许我们表达对您公认的能力和坚定的爱国精神的信心。在这个人心惶惶的危急时刻，您的国家——大英帝国以及无数的后代，都在恳求（上述能力和爱国精神的）施展。您在崇高而古老的事业中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将继续保护这一伟大的体系，使之免遭粉身碎骨的命运。通过您的努力，我们希望得到国王敕许的“回复如初”（Pascite, ut ante, boves）的状态。通过对“和平与良好秩序”的坚守，我们期待着一个宪法上的改正：确保在这片遥远疆土之上的人，是大不列颠国王的臣民而非奴隶。

随信一同寄去的，还有迪金森的《宾夕法尼亚农场主信札》，并指出“他（迪金森）的观点就是我们的观点”。[45]

在此后的三年里，“自由之子”以集体或个人的名义投书威尔克斯十数次，并寄去各种政治出版物。除了报告北美政治动态之外，这些信件的基本内容与第一封无甚差别：在“欧洲陷入动乱，美洲分崩离析的关键时刻”，将威尔克斯视为挽宪法狂澜于既倒、扶帝国大厦之将倾的“爱国者”，是捍卫美利坚人的权利、帮助他们洗刷冤屈、获得“宪法上的改正”的最大寄托。

上述无比谦恭崇拜、甚而近乎谄媚之辞的表达，不仅仅是波士顿“自由之子”们的“真情流露”，而是当时许多殖民地、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们的某种“共识”。1770年的《南卡罗来纳报》曾形容威尔克斯“不仅是民众们的偶像，也是一个拥有无畏的公众形象的人，理应获得大多数率直、明智、审慎之人的普遍赞誉”。另一篇报道的比喻则更加形象：“毫不动摇的自由巨人，英格兰的爱国者，米德尔塞克斯合理合法的代表，人民的最爱，英国的赫拉克勒斯，他清扫了比奥吉亚斯王牛舍更肮脏的污秽腐败之所。”[46]在那几年的《弗吉尼亚报》中，威尔克斯成为攻击乔治三世的利器，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政治人物，形象颇为正面。[47]

这种近乎神一样的崇拜，在1769年的一份政治布道词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该文献初版于伦敦，在殖民地一版再版，流布甚广。布道词这般说道：

我信仰威尔克斯，这位坚定的爱国者，第45期的作者。他为我们的利益而生，却遭受专断权力的压制，受罚入狱。他前往炼狱，复而回归，带着荣誉而来，端坐于代表人民的伟大议会之中，在那里评判着他的信徒和所创造之物。我相信他富有才能的精神，那将会证明我们国家的利益。当自由（liberty）复生之时，普遍自由（freedom）的生命亦将永存。阿门。[48]

威尔克斯已俨然成为了造物主的现世化身。同年，在波士顿“教皇日”散发的一份传单中，威尔克斯也被描绘为和“魔鬼”布特作战的救世主。[49]

为何一个相貌丑陋、“人品不佳”、政见偏激的伦敦政治人物会在殖民地具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魅力和影响？为何北至波士顿“自由之子”，南到南卡罗来纳的大商人和大种植园主都对他寄予热望，乃至于陷入一种集体的“威尔克斯狂热”呢？考诸当时的政治背景，不论是在英国本土还是北美殖民地，许多激进的辉格派人士对现实政治抱有很大的担忧和怨愤。在他们看来，王权不断扩张，少数大臣控制的政府腐蚀了英国议会，就连本应代表“人民”的议会下院也被一小部分贵族把持，变得不再值得信赖。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完美的平衡政体”“摇摇欲坠”，从根本上威胁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这种对自由和权利行将被颠覆的担忧，在英国本土引发了中下阶层激进的议会改革运动；而在特定的殖民地政治语境下，则表现为反抗英国议会不断出台的“高压政策”。威尔克斯的遭遇“证实”了殖民地人对议会专制的担忧，加深了他们对母国政府的疑惧，刺激了他们的反抗斗争。[50]用“自由之子”成员威廉·帕弗莱尔对威尔克斯的话说：“专制而专断的大臣们认为三个王国还是太小了，不足以施展他们的手腕。为了满足无穷无尽的奢华、浪费、挥霍的欲望，他们进而掠夺美洲……如此大规模的腐败已经让我们近乎绝望。”[51]斗争的矛头，或者说“共同的敌人”，正是“腐败而专制”的英国议会和内阁。

不过，如同迪金森在《宾夕法尼亚农场主信札》中所表现出的基本立场，此时哪怕是最激进的殖民地人，也没有丧失在英国宪政体制内和平解决北美问题的希望。在“尊重和平与良好的秩序，尊重国家荣耀和政府尊严”的前提下，[52]他们企盼被“蒙蔽”的国王能主动“改正”，一洗他们的冤屈并最终“回到过去的状态”。只不过苦于自身力量的有限，他们“主动发现”了身处帝国中心、作为“普世自由的殉道者”[53]的威尔克斯，并将自己的意愿加诸其身。沃伦就对威尔克斯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使美洲相隔遥远，真相的声音也会传达到陛下的耳中。……当我们仁慈的君主得到明智又爱国的谋士们的辅弼时，忠诚的海外仆从会把自由的福佑传播到帝国的每一片土地。”[54]故而，站在支持者的立场，威尔克斯并非一个煽动暴力的法外狂徒，恰恰是一个遵法守纪、颇具美德的改革者，一个能够对国王施加影响、传递殖民地“真相”的“谋士”。

这一正面的形象在1769年新英格兰的两种历书中得以体现。这两种历书都将威尔克斯作为当年的“封面人物”，开头都是一篇名为《威尔克斯先生轶事》的短文，内容大同小异。文章简要梳理了他从1763年“蒙冤入狱”到1768年再次参选议员的坎坷经过，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构陷他的英国议会和大臣们。在其中一篇文章里，威尔克斯被描绘为一个不断抗争的英雄，勇敢捍卫英国臣民、特别是“中下层人民的自由”。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受审时据理力争，最后从容接受不公正裁决的守法者，与“煽动颠覆”的罪名形成了鲜明的比对：“他服从于国家的法律，服从于他一直以来勇敢捍卫的自由，服从于每个自由热爱者的全部期望。”[55]另一篇短文则表达了热情的期许：“我们毫不怀疑，如果能在英国议会下院中发挥作用，他会（将上述才能）运用到未来所有的事件中。”[56]和上述那段情真意切的祷告一样，殖民地人之所以将威尔克斯奉若神明，是希望他能为包括殖民地人在内的所有英国臣民的利益而抗争。换言之，他们期待着威尔克斯在帝国的政治中心发挥影响，在英国议会中为美利坚人辩护。正如学者分析，“自由之子”等人对威尔克斯的推崇，乃是从根本上认同“和平而有秩序”的议会改革，而不是诉诸暴力手段。[57]

图4：1769年的一种波士顿历书。威尔克斯被亚当、自由女神和天使所环绕，下方是洛克和西德尼的著作。

那么，殖民地人的种种担忧、恐惧和期盼，完全是出于对威尔克斯和英国政治改革者的盲目乐观吗？恐怕未必尽然。如前所述，英美两地的激进主义者都有很多渠道了解对方的政治主张及活动。信息的流动是双向的，并不缺乏交流，很难说是殖民地革命者一厢情愿式的纯粹“想象”。对于来自大洋彼岸的呼声，威尔克斯不仅有所回应，更给了殖民地支持者们期待中的“承诺”。1768年7月19日，在收到“自由之子”的来信和礼物后，威尔克斯写下了鼓舞人心的回信：“作为立法机构的一员，我必须时刻对美利坚的利益关切保持特别的关注。……我把自由视为英帝国每一个臣民与生俱来的权利。”[58]在次年3月的信中，他指出《汤森税法》有违英国宪法和自由的原则，并直截了当地作出保证：“如果我能获准得到下院的议席，将会努力提出废除新近的法案，这一法案对文件、出版物和其他文章设置了新的税目。”他同时赞赏了“自由之子”们的“审慎和克制”。[59]

威尔克斯热情洋溢的表态令收信人欢欣鼓舞，亚当斯等人还将其回信公开散发。通过言辞来包装和宣传自己，威尔克斯显然手段高明。用历史学家迪金森的话说，威尔克斯“将他的文笔、智慧和戏剧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60]在用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中，威尔克斯称自己“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伴随着国民们爱戴的声音和赞颂的诗歌，足以比肩前代的爱国者们”。[61]这一刻意营造的自身形象，不仅让支持者、甚至也让他自己“确信”，威尔克斯似乎真的拥有翻天覆地的神奇力量。平心而论，威尔克斯的种种表达大多流于浮泛，但他娴熟地使用了一套英美政治世界中被普遍接受和能够理解的自由和权利话语。也正因为这套话语的抽象性和可解释性，才使得英国本土、北美和爱尔兰等地不同政治诉求的人们，都能在所谓“自由的事业”中找到伸张自身权利的依据和寄托。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整个18世纪60年代的英美世界，威尔克斯就是自由的象征，也是对支持者最具吸引力的所在。[62]另一方面，威尔克斯鼓动人心的“演说”又并非完全的空洞缥缈，而是给了殖民地人貌似可以实现的具体许诺，怎能不让支持者欢欣鼓舞？可以说，威尔克斯“美利坚自由之友”形象，乃是“主角”和“观众”双方互动甚至“合作”的结果，是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信息在制造、传播、接收、筛选、加工和再次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某些“创造性的解读”，掺杂进了不同人意识深处的种种情感、愿望与动机。威尔克斯形象的传播，也是一个在北美政治语境中不断被重塑、建构和定义的过程。

当然，上述言论仅仅是一部分革命者的看法。对于其他政治立场的人来说，他们对这位激进主义者的观感显然是有所不同的。富兰克林曾批评威尔克斯“忘恩负义地辱骂世上最好的宪法和最好的国王，汲汲于奢华、放荡、权力、地位、金钱和掠夺”。[63]至于殖民地的效忠派，则将威尔克斯视为一个“讨厌的亵渎神灵者，罕见的邪恶之人”。[64]正如帕弗莱尔对威尔克斯所说，“你甚至在美洲也有一些敌人”。[65]和英国本土一样，他在殖民地的形象也是非常复杂，甚而相互冲突的。不过，即便政治立场有别，很少有人否认威尔克斯的巨大影响力。连富兰克林都曾感慨，如果威尔克斯有更好的个人品行，说不定能取英王而代之。[66]

对北美的威尔克斯支持者来说，种种热切之情的表达乃至宣泄，不单单依赖口头或书面的政治语言和修辞，也落实为具体的政治抗争行为。后者或许能更加直观地表现英美激进主义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些共性。到1768年底，“‘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为一个接一个殖民地的祝酒词，45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数字”。[67]纽约的“自由杆”顶端标记着大大的“45”。[68]威尔克斯在狱中庆生时，莱克星顿的45名妇女为其纺纱；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种植园主寄去45桶烟草，作为“他在自由事业中所受苦难的小小谢意”。[69]威尔克斯的形象出现在了酒杯、瓷像、盘子、茶壶、纽扣、徽章、历书等日常用品中，走进寻常人家。[70]一种名为“威尔克斯摇摆舞”的旋律也从英国流行到了北美。此外，“威尔克斯”成了给新设立的县与新出生婴儿命名的热门词汇。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等地都出现了“威尔克斯县”。1770年，一位波士顿人给威尔克斯写信，请求允许用“这个令人尊敬的名字”给他的儿子命名：“通过这一抹不去的印记，让我的家族充满荣耀……如果能通过我的努力，早早地就在他的意识中灌输自由和美德的真正情操，将来的他一定不会令这个名字蒙羞。”[71]总之，正如1769年的一本历书中所说，“威尔克斯先生引起的公众关注罕有其匹”。[72]

图5：“在纽约城竖起自由杆”，P. E. DuSimitiere于1770年前后创作，自由杆的顶端是“45”和“自由”字样。

殖民地政治因素也开始渗透进这类活动中。1768年，在反对《汤森税法》的斗争中，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发生了“传阅信事件”。萨缪尔·亚当斯等92名敢于和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叫板的议员受到各殖民地的尊崇。在南卡罗来纳议会下院，26名议员对此予以声援。“92”和“26”成为“45”这样具有特殊政治象征意味的数字。集中体现威尔克斯与反《汤森税法》斗争之联系的特殊文本，是当年8月里维尔设计打造的“自由碗”。整只碗重45盎司，容量45及耳（gill）。银碗的外壁记录了“传阅信事件”，另一侧镌刻着“第45期”和“威尔克斯与自由”等字样，上方是“自由帽”和代表《大宪章》与《权利法案》的图案，其下是被撕毁的“通用逮捕令”。[73]此外，波士顿“自由之子”还送给威尔克斯两只海龟，“一只重45磅，另一只47磅，合计92磅，正好是马萨诸塞爱国者们的数目”。[74]

图6：保罗·里维尔设计的“自由碗”。

威尔克斯因素同样体现在聚会和宴饮等政治活动中。1768年10月，波士顿“自由之子”们告知威尔克斯：“你的健康，你的朋友和事业是晚间祝酒的内容。”[75]1769年8月14日，350多位“自由之子”成员在波士顿的“自由树”下举办晚宴。他们高唱赞美自由的歌曲，干杯45次，以此向威尔克斯致敬。[76]在1770年的第45天，45个纽约人举行聚餐，享用从45个月大的牛身上切下的45磅牛排。[77]1770年4月威尔克斯出狱之时，北美各地的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查尔斯顿的政治团体“第45期俱乐部”在当地报纸上预告了他们的集会：“下个星期三，18号……是一个真正的大日子，无私、清廉、坚定的爱国者约翰•威尔克斯先生将会从大臣的复仇中获得释放……‘第45期俱乐部’的成员们希望在当晚的6点45分集会，庆祝这个日子。”[78]18日晚，当地教堂鸣钟欢庆，许多房屋用45盏灯装饰。“第45期俱乐部的92个成员”点燃“26支蜡烛”，进行了“45次忠诚与爱国的干杯”。祝酒辞这般说到：“愿威尔克斯先生的付出，得到罗马人对朱尼乌斯那样的报答”；“敬那些爱国的权利法案支持者们”；“我们向那些在自由事业中受难的人们致意，他们决绝而坚定地反对专断和专制的图谋，这些图谋来自无比邪恶和腐败的大臣们，那将会颠覆英国的宪法。”集会结束于12点45分。[79]波士顿、纽约和弗吉尼亚等地都有类似的活动，向这位“赫赫有名的自由烈士”祝酒。[80]

图7:MK体育1769年新英格兰出版的一种历书封面。

总之，“在试图将激进政治变得富有趣味、令人愉悦和激动人心方面，威尔克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认识到庆典、盛大活动和仪式的重要性，威尔克斯将议会外政治变成了一种公共性活动。公共仪式、宴饮、游行和集会示威均被视为激进事业吸引大众支持的载体。这些活动协调行动，达成一致，在参与者中创造了一种共同体意识。”[81]不仅如此，这种意识也是跨大西洋的。通过参与这些公共活动，北美的激进主义者也成了该共同体的一部分。

吸引是相互的。大西洋两岸的激进主义者在此时互通声气、互为奥援，并非偶然。对伦敦的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而言，将殖民地事务纳入考量，从而获得更多的道义和资金援助很有必要；对殖民地革命者来说，反抗《汤森税法》等政策同样需要来自母国的声援。两者在代表制、纳税、常备军、司法审判等许多问题上都有相似的关切和不满。[82]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腐败而专制”的英国议会和内阁，正是这个“敌人”对“自由”的威胁，造就了两地激进主义者在这几年间的“共同的事业”。

进而言之，许多因素促成了英美激进主义者们的“惺惺相惜”。例如，司法问题是加剧殖民地与母国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汤森税法》等赋予官员对殖民地人进行搜查、逮捕的极大权力，广遭诟病。威尔克斯因“通用逮捕令”被捕，殖民地则有类似的“协助搜查令”（writ of assistance），深受其苦的殖民地人自然感同身受。[83]又如常备军问题。1769年即有波士顿人向威尔克斯抱怨英国驻军在当地不守军纪，与民众时有冲突。[84]次年3月“波士顿惨案”发生后，殖民地革命者从“圣乔治广场屠杀”事件中获得“启发”，大做文章：“那些毁灭我们宪法和自由的阴谋”过去只存在于口头书面，“现在通过这一事件得到了证据”。波士顿委员会致信威尔克斯，“代表波士顿，诚挚地向您求助，借助您的介入和影响力”，让“陛下命令所谓的军队调离这个省”。[85]

当然，英美激进主义者桴鼓相应，既是为了支持对方，也是将“盟友”的事态拿来为己所用，从而服务于自身的政治改革主张。就英国方面来说，针对威尔克斯在米德尔塞克斯郡选举一事，“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在1769年发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请愿运动。他们提出缩短议员任期、减少“禄虫”、缩小选举周期、增加代表制的公正性等议会改革主张。他们还将殖民地人关心的代表制和纳税问题也写入请愿书呈递国王，以此说明进行议会改革的迫切性。[86]他们甚至援引殖民地人“无代表不得征税”的主张，以自己没有被合理地代表为由，威胁抗税。[87]在当年一幅献给“光荣的自由之子们”的英国漫画中，威尔克斯等议会改革派向乔治三世递交请愿书，与此同时被描绘为印第安人形象的“美利坚”正跪在王座之前，诉说着冤屈。[88]可见，在英国激进主义者的理解中，殖民地人对不公正待遇的反抗和议会改革运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捍卫臣民权利、反对议会专制的斗争，可毕其功于一役。不过，英王回绝了威尔克斯等人的改革主张，请愿运动失败。

图8：The Triumverate or Britania in Distress,1769

1769年，米德尔塞克斯和伦敦的选民为了抗议威尔克斯被判定当选无效、逐出议会，发起了要求改革议会的请愿运动。这张漫画是献给“自由的光荣之子们，在伦敦的殿堂中，勇敢地捍卫他们国家的权利，反对一个专制的政府”。画中左侧，被描绘为印第安人形象的“美利坚”跪在王座之前，折断一根木质的轭（意指枷锁），地上是《印花税法》。身带镣铐的“不列颠尼亚”站在格拉夫顿、布特和乔治三世之前，手上的诉状控诉着政治的腐败和大臣的压迫。画面右侧是威尔克斯和他的盟友，正在呈献请愿书。漫画下方附有请愿书全文。

至于北美方面，殖民地人对英国激进主义者的抗争话语和行为加以仿效，以增加对抗母国政府的筹码，增强捍卫权利的正当性。不仅如此，威尔克斯事件的内涵在北美政治语境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联系、类比和转化。对于敏感的殖民地人来说，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威尔克斯”当成一种借题发挥的资源和工具。历史学家梅尔曾用“国际化”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北美抵抗运动。其实，这毋宁说也是一种“本土化”，并且如果没有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威尔克斯事件在北美不会如此深入人心，也不会爆发如此巨大的政治影响力。[89]事实上，英美激进主义者之间的互动更多表现为情感的交流和道义的支持。“我们的事业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正是对“共同的事业”的追求和相互激励，形成了一种精神和理念上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威尔克斯与北美的命运共存亡”。[90]威尔克斯这一共同的“偶像”成为英美激进主义者之间、殖民地革命者之间得以连接的纽带。

要而言之，尽管在具体的利益诉求方面不尽相同，但基于对现存体制和政策的不满，基于对自由和权利话语的共同理解，英美激进主义者在推进政治改革的原因、目标和方式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语言。不过，随着1770年后英国与殖民地政治情势的变动，大西洋两岸的激进主义者也渐渐走上了迥然有别的道路。

03

威尔克斯事件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

如前文所述，威尔克斯事件推动了殖民地初期的反英斗争。那么，在这一斗争逐渐转向北美独立运动的过程中，威尔克斯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耐人寻味的是，1770年威尔克斯重获自由所引发的大西洋两岸的狂欢，既是其个人声望的顶峰，也是他走下神坛、在殖民地光环黯淡的开始。在其后的数年中，威尔克斯当选为伦敦市长并再次成为下院议员。当他真正有机会在英国议会中为美利坚人民声辩的时候，殖民地人对威尔克斯的态度却不复原来那般炽烈和积极了，波士顿“自由之子”等基本中断了和他的往来。对1770年后威尔克斯与殖民地的关系，前辈学者所言不多。根据梅尔的解释，1769年米德尔塞克斯等地的请愿运动失败后，殖民地人对英王产生了深深的绝望感，也不再寄望于威尔克斯等激进主义者。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则进一步联系英国的征税、驻扎常备军、增派官员等事件指出，殖民地人长久以来的“预感”，即针对北美自由的阴谋正在实施，故而开始主动寻求问题的解决。[91]由此可见，以往研究大多从威尔克斯事件的“负面效应”来论述其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关系。换言之，威尔克斯等英国激进主义者在北美独立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此说不无道理。但事实上，直到美国独立前后，北美革命者和威尔克斯的互动依然存在。一方面，威尔克斯在英国议会中为殖民地人辩护，并试图通过议会改革的方式解决帝国危机；另一方面，殖民地人一度寄希望于英国的激进主义者，避免与母国的最终决裂。

威尔克斯和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们并没有对“美利坚的自由事业”丧失热情。1774-1776年间，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等地的选民多次举行集会，谴责政府对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声援北美人民：“我们美洲同胞的自由、特权和特许权利，是和英国人的这些权利紧紧连在一起的。对任何一方的颠覆，都被证明是对两者的致命威胁。”选民们要求威尔克斯这些被选出的议员代表“做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废除专断的政府强加给美洲同胞的举措，如“未经他们的同意向其征税，拒绝给予公正的陪审审判”等。[92]独立战争打响后，这些北美的同情者更是忧心如焚，呼吁议员们用合法手段阻止这场“内阁发动的战争”。[93]除了口头声援，1775年“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宪法协会”等激进团体还多次向波士顿的革命者捐款。

威尔克斯对此给予坚定回应。他不仅在集会上慷慨陈词，还立下书面誓约，把推进“更加公平和平等的人民代表制”与和平解决帝国危机结合起来。威尔克斯等人呼吁缩短议员任期、清除“禄虫”、废除四项针对北美的法案并制定新的殖民地政策，而这些改革举措“对于保障我们卓越的宪法，对于恢复我们美洲同胞的权利与自由都极端重要”。[94]针对北美局势，威尔克斯领衔发表了《告英国选民书》，表达了对“美洲令人担忧的局势”的“焦虑与忧惧”。《告英国选民书》大段摘引1774年殖民地人呈递英王的请愿书，表明尽管殖民地人“恳求和平、自由与安全”，但“王权通过建立专断的权力，凌驾于我们的美洲同胞之上，极大地危及了宪法”。[95]威尔克斯等人还代表伦敦的官员和选民向乔治三世递交请愿书，历数“在全北美建立专断权力”的危害，恳请英王“立即并永远开除内阁中的那些大臣和顾问”。[96]

在英国议会的多次辩论中，威尔克斯同样旗帜鲜明地站在殖民地人一边。他完全认可北美革命者关于冲突起源的解释，即在未经殖民地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们征税。 [97]因而，“这场与我们美洲同胞的战争，我认为是非正义的、罪大恶极的”，从根本上违背了英国宪法的自由原则。他希望英王能“收刀入鞘，阻止同胞们继续流血，依照大陆会议不断递交的请愿书，和他们进行谈判”。[98]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将殖民地人的抵抗提升到“革命”的高度，认为注定难以征服：“我们称之为叛国和叛乱的行为，在他们那里恰恰是反抗和一场光荣的革命。……当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对抗我们的时候，想要征服和掌控北美广袤疆域的想法是愚蠢的。”[99]直到殖民地宣布独立后，威尔克斯仍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帝国的分裂。

图9：The Council of the Rulers, & the Elders against the Tribe of ye Americanites, 1775。1775年初的一幅漫画，反映了英国议会下院讨论美洲问题时的场景。墙上的北美地图正在熊熊燃烧。左侧的诺斯在向议员们行贿。右侧，威尔克斯和约翰·格林提出反对的动议。

北美的革命者们显然注意到了威尔克斯相关言论，并直接向他求援，将伦敦的北美同情者视为与母国达成和解、免遭兵燹之灾的最后希望。1775年7月，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致信威尔克斯，感谢他和伦敦人民的声援，表示“我们的事业一定可以从这样的支持者中获得有利的支援”，“我们依然希望，能有明智和良好的公民出面调解，最终战胜专制，根据永恒的原则，在一个充满压迫和四分五裂的帝国恢复和睦与和平”。[100]伦敦的反战声音也被北美革命者们拿来充分利用。1776年1月，纽约安全委员会将《告英国选民书》转印散发，以作为“吾道不孤”的“凿凿铁证”：“在当前并不愉快的争执中，我们很难找到像大不列颠首都居民们的证言这样无懈可击的证据，用来反击那些被蒙蔽的美利坚敌人。……每一个不怀偏见的读者都应该确信，这些支持我们的证言是自发自愿的，完全证明了我们事业的正义性。”[101]殖民地甚至谣言四起，风传威尔克斯等人已在帝国的中心发动“革命”，与北美人民遥相呼应。1775年8月，一位殖民地效忠派抱怨：“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消息传来，让人们狂热不已。这些消息说，英国已经爆发了数千人的暴动，诺斯勋爵亡命法国或是意大利。威尔克斯、伯克、约翰斯通、爱芬厄姆伯爵、阿瑟·李带领着一支武装群众，已经摧毁了议会，消灭了一些政府成员。”[102]1779年，威廉·李甚至希望威尔克斯充当美方的间谍，刺探英国内阁的相关情报，并允以重酬。对于不愿意看到北美独立，更不可能背叛英国的威尔克斯来说，这一提议未免太不切实际，但也透露出一些北美革命者的心态。[103]

威尔克斯的政治影响力当然被高估了，一些殖民地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774年10月，身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得知，威尔克斯正和一些议员“签署一份协定，竭力去废除以往那些针对美洲的法令”。深谙英国政坛的他看得很清楚，威尔克斯等人是组织议会之外政治运动的高手；可一旦这些少数的激进派进入体制内部，力量极为有限，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占多数的“腐败分子”相对抗，“因为大多数人都是靠贿赂和买官进入议会的，现在他们会毫无疑义地再将票卖给首相，把钱捞回来”。[104]当时的多幅漫画都反映了威尔克斯在英国议会内为殖民地据理力争，但势单力孤的窘境。[105]尤其在《独立宣言》发表后，英国舆论纷纷表态支持国王“平叛”，反战的声音逐渐微弱。威尔克斯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他所领导的议会改革运动陷入低潮，亲北美的立场更降低了其政坛影响力。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英国的北美同情者并不能完全理解殖民地革命者此时的动机和诉求。在1774年英国议会选举期间，威尔克斯等人将殖民地人的不满归结为“无代表不得征税”，以为通过议会改革便能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大陆会议对“不可容忍法令”的反抗，乃是对英国议会立法权力的否认，进而挑战议会主权，早已不单是征税和代表制的问题。[106]用学者J. G. A.波科克的话说，殖民地人的“目标不是改革英国议会，而是否定英国议会的权威”，进而建立一个共和形式的新政体。[107]既然威尔克斯等人无法理解和认同殖民地人已变得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后者也无法从母国的支持者那里获得实际的帮助，两者交织缠绕的命运自然随着北美独立的到来而渐行渐远。

图10：The Colossus of the North; or the Striding Boreas, 1774

1774年底一幅漫画，反映了威尔克斯在议会中的孤立处境。诺斯站在“暴政”（tyranny）和“受贿”（venality）这两块砖石之上，右手拿着三个文件（places, pensions and Lottery tickets），左手举着写有“美利坚”字样的火把。他的身下是从威斯敏斯特大厦流出的洪水，代表着一大堆贪腐的议员。右侧，“不列颠尼亚”在抗议大规模的腐败行为：“那些本该成为我保护者的人成了我的毁灭者”。刚刚当选为伦敦市长的威尔克斯正试图用扫把遏止这股潮流。

04

结 论

长期以来，不论是强调政治经济因素，抑或突出意识形态作用，历史学家们大多将美国革命视为热爱自由的殖民地人反抗英国暴政，最终摆脱母国控制而赢得独立的事件。他们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殖民地内部的政治事件，或是考察北美革命者和英国国王、议会之间的意识形态辩论，似乎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上述结论。不过，若将目光转向英美激进主义者的互动，这种殖民地与母国相抗的二元叙事显然过于简单化。如前文所述，以威尔克斯事件为代表的英国激进主义改革运动不仅刺激和推动了殖民地反英运动的初期发展，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上丰富了革命者的斗争经验，为随后的北美独立运动预留了多重遗产。一方面，它提供给殖民地人一套较为抽象、可以转化和利用的反抗话语。这套话语体系基于英美政治文化的传统和共性，即包括殖民地人在内的政治激进主义者对英国历史、宪政体制和自由权利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在政治的实际运作层面，它提供给殖民地人可以仿效和参照的抗争方式。这些大众政治参与形式有宴饮、游行、集会，也包括针对具体议题，通过制造公共舆论向国王和议会请愿，等等。尽管这一时期的议会改革运动并没有成为英国政治的主流，支持殖民地人的英国激进主义者数量也很有限，但相关事态却被北美革命者拿来充分利用、大做文章。无论是诉求、口号抑或斗争方式，殖民地人对母国政策的抵制都带有英国早期议会改革运动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美反英运动最初可以视为18世纪后期英帝国内激进主义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但由于情势使然，大西洋两岸的英美激进主义者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在18世纪70年代一度转入低潮；殖民地人对英国议会主权的不满和挑战则在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后迅速激化，愈演愈烈，最终演化为1776年的政治分离和其后的国家构建。至于美国革命如何扮演了“意识形态助产士”的角色，反过来助推英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则是另一个故事了。[108]

作为一度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激进主义者，威尔克斯在北美的印记毕竟难以在一夜之间抹去。对革命一代来说，“威尔克斯”早已存留于他们的记忆深处，进而内化为一种思想资源。在独立后进行国家构建时，当他们面对着相似的政治问题，“威尔克斯”又会作为一种历史镜鉴而浮现脑际。在1791年的众议员竞选中，佐治亚州的两位候选人就选举结果产生争议，引发了詹姆斯·麦迪逊对议员选举程序和当选资格的思考：如何判定当选结果合法还是非法？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宣布一位议员当选无效？当选无效者有没有权利进行申诉？麦迪逊在笔记中摘引了威廉·布莱克斯通对米德尔塞克斯郡选举的研究，即威尔克斯事件作为参考。[109]1799年麦迪逊与托马斯·杰斐逊讨论《外侨与惩治煽动叛乱法》时，提到民主-共和派成员、佛蒙特州议员马修·莱昂的近况。因发表激进的政治言论，莱昂被控煽动叛乱罪。麦迪逊以威尔克斯为例，担心这会剥夺作为议员的特权：虽然最初法官认定煽动罪并不影响威尔克斯的特权，但在下院某个党派的操控下，威尔克斯最终还是丧失了议员资格。[110]现实的情境似乎很自然地让麦迪逊联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个著名的案件。彼时，这位刚刚迈入新泽西学院的青年，兴奋地给他少年时代的老师写信，诉说自己在普林斯顿的所见所闻，并让后者读一读那篇赞颂威尔克斯的政治布道词。[111]至少对麦迪逊而言，那个他终未谋面、或许只在瓷碗和漫画上见过的人物所留给美国的政治遗产，决不仅仅是几个至今犹存的地名那么简单。

（正文结束）

【注释】

* 本文承蒙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以及匿名审稿专家批评指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美国史工作坊”诸位同学提出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1] 其中“潘趣酒碗”（punch bowl）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见http://pfp2012.chnmuseum.cn/project/detail/12?lang=en，2013年12月11日。同一时期英国及北美殖民地的类似瓷碗，参见https://www.amrevmuseum.org/collection/arms-liberty-punch-bowl，2017年9月27日。

[2] Pauline Maier, “John Wilkes and American Disillusionment with Britai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20, No. 3 (July 1963), pp. 373-395.

[3] Jack P. Greene, “Bridge to Revolution: The Wilkes Fund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 1769-1775,”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29, No. 1 (February 1963), pp. 19-52.

[4]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Colin Bonwick, English Radical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7; H. T. Dickinson, “The Friends of America: British Extra-Parliamentary Sympathy wit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Michael T. Davis, ed., Radicalism and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75-1848: Essays in Honour of Malcolm I. Thomis,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pp.1-29. 此外，较早集中讨论威尔克斯与殖民地关系的著作见Raymond William Postgate, That Devil Wilkes,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1929, pp.171-178, 213-222.

[5] 参见刘祚昌：《美国的独立和独立宣言》，《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5-6期；罗荣渠：《论美国革命的特点》，《美洲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6] 参见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

[7] 李剑鸣：《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 《苏格兰人报》（The North Briton）是威尔克斯于1762年创办的政论报刊，为讽刺来自苏格兰的布特伯爵而取该名。第45期《苏格兰人报》全文见The North Briton, No. 45, Vol. 2, London: J. Williams, 1763, pp.227-240.

[9] “通用逮捕令”是一种无需指明具体嫌疑对象即可对人进行搜查和逮捕的搜查令。

[10] 威尔克斯这一时期的生平经历可参见Arthur H. Cash, John Wilkes: The Scandalous Father of Civil Liber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65-203.

[11] 相关分析参见George Rudé, Wilkes and Liberty: A Social Study of 1763 to 177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Ian R. Christie, Wilkes, Wyvill and Reform: The Parliamentary Reform Movement in British Politics 1760-1785, London: Macmillan, 1962; John Cannon, Parliamentary Reform 1640-18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H. T. Dickinson, 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12] William Strahan to Benjamin Franklin, Bath, August 18, 1763. 如无特别说明，与富兰克林有关的史料均来自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http://franklinpapers.org/franklin//，2013年12月8日。

[13] John Sargent to Benjamin Franklin, London, November 8, 1763; Richard Jackson to Benjamin Franklin, London, November 12, 1763.

[14] Henton Brown to Benjamin Franklin, London, November 26, 1763.

[15] Pennsylvania Gazette, July 7, 1763; August 4, 1763; September 15, 1763; October 27, 1763; December 1, 1763.

[16] An Authentick Account of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John Wilkes, Esq., Philadelphia: W. Dunlap, 1763.

[17] Willi Paul Adams, “The Colonial German-language Pres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Bernard Bailyn and John B. Hench, eds., The Pres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8.

[18] An Authentick Account of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John Wilkes, Esq., p.1.

[19] A Letter from Scots Sawney the Barber, to Mr. Wilkes an English Parliamenter, Boston: Zechariah Fowle, 1763.

[20] “John Wilkes Esq.,” by William Hogarth, 1763, in H. T. Dickinson, Caricatures and the Constitution, 1760-1832, Cambridge: Chadwyck-Healey, 1986, pp.54-55. 上文提及之瓷碗上的威尔克斯图像即以此画为原型。

[21] 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s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72.

[22] Pauline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pp.75-112.

[23] 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s of Revolution, p.178.

[24] Arthur H. Cash, John Wilkes: The Scandalous Father of Civil Liberty, p.231.

[25] George Nobbe, The North Briton: A Study in Political Propagand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p.113.

[26] Alfred F. Young, Liberty Tree: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30.

[27] David Hackett Fischer, Liberty and Freedom: A Visual History of America’s Founding Idea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99-101.

[28] 参见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s of Revolution, pp.48-73.

[29] 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1-472页。

[30] “A View of the Year 1765,” by Paul Revere, 1766, in 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s of Revolution, p.181.

[31]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p.206.

[32] Benjamin Franklin to William Franklin, London, April 16, 1768.

[33] Benjamin Franklin to Joseph Galloway, London, May 14, 1768.

[34] Benjamin Franklin to John Ross, London, May 14, 1768.

[35] Benjamin Franklin to Joseph Galloway, London, July 2, 1768.

[36] Boston Gazette, May 30, 1768.

[37] Benjamin Franklin to William Franklin, October 5, 1768.

[38] William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January 2, 1769.

[39] Burton Jesse Hendrick, The Lees of Virginia: Biography of a Family, New York: Halcyon House, 1935, pp.165-167; John Sainsbury, Disaffected Patriots: London Supporters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9-1782,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

[40] 参见Jack P. Greene, “Bridge to Revolution: The Wilkes Fund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 1769-1775,” pp. 19-52.

[41] Peter D. G. Thomas, John Wilkes: A Friend to Liber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162.

[42] Benjamin Rush to –（收信人不明）, London, January 19, 1769, in L. H. Butterfield, ed., Letters of Benjamin Rush, Vol.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72.

[43] Benjamin Rush to --（收信人不明）, London, January 26, 1769, in L. H. Butterfield, ed., Letters of Benjamin Rush, Vol.1, pp.73-74.

[44] Peter D. G. Thomas, John Wilkes: A Friend to Liberty, p.160. 有学者认为威尔克斯是真心实意地支持殖民地人，有的指其不过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至于动机则有政治投机、宗教信仰和个人牟利等多种说法。参见Pauline Maier, “John Wilkes and American Disillusionment with Britain,” pp.373-374; J. C. D. Clack,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84; John Sainsbury, “John Wilkes, Debt, and Patriotism,”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34, No. 2 (Apr., 1995), pp. 165-195; Colin Bonwick, English Radical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65.

[45] Boston Sons of Liberty to John Wilkes, Boston, June 6, 1768,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47 (Oct., 1913-Jun., 1914), pp.191-192.

[46] Jack P. Greene, “Bridge to Revolution: The Wilkes Fund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 1769-1775,” p.20.

[47] Stella F. Duff, “The Case Against the King: The Virginia Gazettes Indict George III,”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6, No. 3 (Jul., 1949), pp. 383-397.

[48] Britannia’s Intercession for the Deliverance of John Wilkes, Esq. from Persecution and Banishment, 6th edition,

Boston: Daniel Kneeland, 1769, p.10.

[49] Deion of the Pope, Boston, 1769.

[50] 参见H. T. Dickinson, “The Friends of America: British Extra-Parliamentary Sympathy wit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Michael T. Davis, ed., Radicalism and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75-1848: Essays in Honour of Malcolm I. Thomis, pp.1-29;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4.

[51] William Palfrey to John Wilkes, Boston, April 12, 1769,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p.198-199.

[52] William Palfrey to John Wilkes, Boston, July 26, 1769,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206.

[53] Boston Sons of Liberty to John Wilkes, Boston, October 5, 1768,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193.

[54] Joseph Warren to John Wilkes, Boston, April 13, 1769,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200.

[55] “Anecdotes of John Wilkes, Esq.,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the County of Middlesex,” in Bickerstaff’s Boston Almanack, for the Year of Our Lord, 1769, Boston: Mein and Fleeming, 1768.

[56] “Anecdotes of Mr. Wilkes,” in The New-England Town and Country Almanack ... for the Year of our Lord 1769, Providence: Goddard and Carter, 1768.

[57] Pauline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p.166

[58] John Wilkes to Boston Sons of Liberty, July 19, 1768,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p.192-193.

[59] John Wilkes to Boston Sons of Liberty, March 30, 1769,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p.197-198.

[60] H. T. Dickinson, 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p.231.

[61] Carol Merriam and John Sainsbury, eds., “The Life of John Wilke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 6,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8, p.286.

[62] John Phillip Reid, The Concept of Libert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12.

[63] Benjamin Franklin to John Ross, London, May 14, 1768.

[64] Benjamin Kent to John Wilkes, Boston, October 5, 1768,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195.

[65] William Palfrey to John Wilkes, Boston, February 21, 1769,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197.

[66] Benjamin Franklin’s Private Journal, July 27, 1784.

[67] Merrill Jensen, Founding of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60.

[68] “Raising the Liberty Pole in New York City,” by P. E. DuSimitiere, c.1770, in Alfred F. Young, Liberty Tree: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350.

[69] George Rudé, Wilkes and Liberty: A Social Study of 1763 to 1774, pp.61-62. 英国本土的类似活动见John Brewer, “The Number 45: A Wilkite Political Symbol,” in Stephen B. Baxter, ed., England’s Rise to Greatness, 1660-176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349-380.

[70] 英国历史学家布鲁尔指出了威尔克斯事件中所突出体现的政治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在考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特征时，亦将“政治的物化与商品化”追溯到这一事件。参见John Brewer,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litics,” in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eds.,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254-258; Lynn Hu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Context,” in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32.

[71] Nathaniel Barber to John Wilkes, Boston, July 11, 1770,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p.214-215.

[72] “Anecdotes of John Wilkes, Esq.,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the County of Middlesex,” in Bickerstaff's Boston Almanack, for the Year of Our Lord 1769.

[73] David Hackett Fischer, Liberty and Freedom: A Visual History of America’s Founding Ideas, p.103.

[74] William Palfrey to John Wilkes, Boston, July 26, 1769,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206.

[75] Boston Sons of Liberty to John Wilkes, Boston, October 5, 1768,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193.

[76] Diary of John Adams, August 10, 1769, in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18-219.

[77] 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s of Revolution, p.64.

[78] Donald P. Trudell, “Wilkes and the Colonies: Aspects of Anglo-American Radicalism before the Revolution,” A. M.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5, p.31.

[79] Jack P. Greene, “Bridge to Revolution: The Wilkes Fund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 1769-1775,” p.28.

[80] Edward Royle and James Walvin, English Radicals and Reformers, 1760-1848,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2, p.24.

[81] H. T. Dickinson, 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p.245.

[82]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pp.201-216.

[83] Pauline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pp.165-166;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110-111.

[84] William Palfrey to John Wilkes, Boston, July 26, 1769,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204.

[85] Committee of Boston to John Wilkes, Boston, March 23, 1770,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214.

[86] George Rudé, Wilkes and Liberty: A Social Study of 1763 to 1774, pp.112-113.

[87]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p.215.

[88] “The Triumverate or Britania in Distress,” 1769, in H. T. Dickinson, Caricatures and the Constitution, 1760-1832, pp.74-75.

[89] 参见Pauline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chapter 6.

[90] William Palfrey to John Wilkes, Boston, 21 February, 1769, in Worthington C. Ford, ed., “John Wilkes and Boston,” p.197.

[91] Pauline Maier, “John Wilkes and American Disillusionment with Britain,” p.394;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94-143.

[92]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 London, January 17,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consisting of a collection of authentick records, state papers, debates, and letters and other notices of publick affairs, the whole forming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of the causes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of the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final ratification thereof, Forth Series, Vol. 1, Washington, D.C.: M. St. Clair Clarke and Peter Force, 1837, p.1145; “Meeting of the Livery of London in Common-Hall,” London, June 24,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2, Washington, D.C.: M. St. Clair Clarke and Peter Force, 1839, pp.1070-1071.

[93] “Meeting of the Freeholders of Middlesex,” London, September 26,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3, Washington, D.C.: M. St. Clair Clarke and Peter Force, 1840, pp.785-788.

[94] “Engagement signed by John Wilkes and John Glynn,” London, August 26,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1, p.806.

[95] “To the Electors of Great-Britain,” October 2,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4, Washington, D.C.: M. St. Clair Clarke and Peter Force, 1843, pp.609-611.

[96] “Petition of the Lord Mayor, Aldermen, and Livery of London, Presented to the King,” April 10,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1, pp.1853-1854.

[97] “Report from Committee of the Whole, on the American Papers,” February 6,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1, pp.1549-1552.

[98] “Address to the King moved by Mr. Acland,” October 26,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6, Washington, D.C.: M. St. Clair Clarke and Peter Force, 1846, pp.21-23.

[99] “Debate in the Commons on the Address of Thanks,” October 31, 1776,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ifth Series, Vol. 3, Washington, D.C.: M. St. Clair Clarke and Peter Force, 1853, pp.986-989.

[100] “Letter from the Congress at Philadelphia,” July 8,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3, pp.830-831.

[101]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lony, New York: John Holt, 1776, p.1.

[102] “Extract of a Letter to a Gentleman in London,” Philadelphia, August 1, 1775, in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Forth Series, vol. 3, p.3.

[103] Peter D. G. Thomas, John Wilkes: A Friend to Liberty, p.174.

[104] Benjamin Franklin to Thomas Cushing, London, October 10, 1774.

[105] “The Colossus of the North; or the Striding Boreas,” London Magazine, November 1774; “The Council of the Rulers, & the Elders against the Tribe of ye Americanites,” Westminster Magazine, December 1774; “America in Flames,” Town and Country Magazine, December 1774, in Peter D. G. Thomas,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Chadwyck-Healey, 1986, pp.98-99, 102-103, 104-105.

[106] Peter D. G. Thomas, John Wilkes: A Friend to Liberty, pp.165-166.

[107] J. G. A. Pocock, “1776: The Revolution against Parliament,” in J. G. A. Pocock, ed., 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 1641, 1688, 17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78.

[108]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pp.201-216, 引用见第215页。

[109] “Notes for Speech in Congress: The Contested Georgia Election,” in Robert A. Rutland and Thomas A. Mason, eds.,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Congressional Series, Vol. 14,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3, pp.254-256.

[110] James Madison to Thomas Jefferson, January 12, 1799, in David B. Mattern,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Congressional Series, Vol. 17,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1, pp.206-207.

[111] James Madison to Reverend Thomas Martin, August 10, 1769, in William T. Hutchinson and William M. E. Rachal, eds.,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Congressional Series, Vol. 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42-43.

编辑：达达 责任编辑：史宏飞

编审：张勇安